“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辩证看待中西方文化

这篇文章属于《恰同学少年》系列，写于2012年。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中的这句话可能是“文化”一词最早的来源。在现在的文化学研究中，“文化”的含义已经包括很多东西，而且其对国家和民族的作用也被反复强调。一般来说，文化是指人类创造性地实践和理论的结晶，它包含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等，跟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密切相关。更有说法认为文化不仅指精神方面的，也包括工业农业、物质积累，等等。不管文化的外延多广或多窄，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巨大影响是有共识的。因此，人们提出“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等。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渗透越来越迅速、深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强势向全球推进。中国作为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我们既要以批判和继承的态度对待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又要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做出抉择。尤其是后者。我们会发现中西方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目前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似乎说明他们的文化是先进的、成功的。从英语、好莱坞影视、西医、西餐、西服乃至iPhone手机的流行来看，西方文化（精神的或物质的）正为全世界所接受，成为普世价值观。中国也早已陷入西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这样的问题确实值得国人思考和重视。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对中西文化进行分析。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中西文化的现状，本文将从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文化交流来看待二者的相互作用。至于中西文化孰好孰劣更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二者既有对立也有统一的方面，尤其是从未来的趋势来看。最后，对中西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后，我们将认识到，西方文化在其功用上也许有很多优势，但古老的东方智慧更可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是人类文化融合的最终归宿，这也是本文的结论。

一、从变化发展的角度看中西文化交流

当今世界是西方文化横行的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举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将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推向各地。但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中西方文化自形成以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起伏和交流。有中华文明的向外传播，也有中国“师夷长技”的西化改革。在不同的阶段，东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各民族文化形成早期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地发展。古代中国和古代欧洲都取得了较高的文明成就。西方到了中世纪的时候，神权开始统治一切。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到15世纪文艺复兴的这段时间，有人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认为这是西方文化史上蒙昧、倒退的时代。中世纪的欧洲最大的特点就是“人”被“神”所禁锢着。虽然在科学等方面也有一帮斗士在维持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是没落的。宗教专制取代了民主制度，宗教文化取代了人文主义思想与科学，人们生活在绝望的痛苦中。而这个时候的中国，虽然处于皇权统治的封建社会下，但由于统治者并未丢弃古人的仁政、民本等思想，人民相对来说还算富足。尤其是在唐宋的盛世，国力强大，文化也得到了繁荣的发展。因此在中世纪，东方文化是世界的主导。

西方结束中世纪黑暗时代并走向世界文化霸主地位的是著名的文艺复兴和之后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冲破了神权决定一切的文化，重新倡导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化，主张回归人性；启蒙运动则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为西方现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启蒙运动中，西方很多人是以中国思想作为武器，从东方文化汲取了大量营养。

例如，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和他的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则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当时，由传教士们从东方带回的文化典籍如《周易》、《论语》，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了启蒙运动反对教会的有力武器。孔子在那个年代也被很多欧洲人所了解，法国思想家魁奈就认为自己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说：“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总之，在那个时期，中国物质富饶，精神高尚，让欧洲人看到了希望和目标；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了“人文主义”的内涵，从此成为欧洲现代精神的基础。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官员选拔制度，也被欧洲广泛接受。英国后来能够成为欧洲的领头羊，乃至管辖全世界的殖民地，与他们采用中国的文官制度不无关系。可以说，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学习东方的典型代表。

而当欧洲真的借助启蒙运动和接下来的工业革命强大起来之后，真的开始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的时候，中国就开始没落了。学过历史的都知道近代中国的耻辱，也必然会知道近代救国者们“师夷长技”、推行西学的那一番探索。

最初是在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即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甲午战争之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又主张学习英法的君主立宪等制度，但最终维新和变法也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人们反思，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表面，应该是深层的观念和思想的更新。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开始彻底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破除顽固的封建习俗和血统。这时候中国开始更加积极的向西方文化学习，创办西式学校，引进西方各种思想，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武器批判儒学、“打倒孔家店”等等。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但很多人心中却有这一倾向。到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学者举起了“全盘西化”的大旗。代表人物有一位叫陈序经的中山大学教授，他主张让中国文化彻底西化，并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当时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的多；第二，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西方文化都是世界的趋势。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也确实在思想、艺术、科学、政治、教育、哲学、文学等方方面面大量地学习和引入西方。可以说至今我们都在追随西方的脚步。

因此，从近代以来都是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期。这其中也伴随着关于如何对待自身传统文化的讨论，如文革后的信仰危机和最近流行的国学热等。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全球环境、资源问题的涌现，西方一些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古老的东方智慧，试图从“天人合一”中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综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化在其形成初期（启蒙运动时期）很大程度上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营养，尤其是其内在的人文思想。而在近代，西方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尤其是科学领域；这种状况也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东西方文化有过互相的学习和借鉴，双方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当前西方文化的强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综合全面地看待，这样才能更好地思考文化发展的前途和归宿。

二、以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中西文化差异

尽管东西方文化曾相互借鉴，且存在某些共通的原则，但二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不同文化间的比较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特定文化系统的特征和价值，并正确鉴别其中积极和消极的因素。在认识东西方文化时，应该坚持唯物论中的对立统一观点，既看到二者的区别，也能够发掘二者某些本质上的一致性。本文下面将以此为原则，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分析。

文化的含义丰富，涉及体制、法律、宗教、艺术、习俗、观念等方方面面。东西方都有不少学者对中西文化做过对比，例如翻译家严复曾在其《论世变之亟》说：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余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严复举例说明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但其“断乎不可合”的观点却不尽然。本文不对具体的领域展开比较，只从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两个方面论述。

基本精神可以认为是描述一个文化价值体系整体模式和发展取向的范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书中，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被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中首要的便是人文传统与科学精神。人文和科学分别是东西两种文化的核心。我们说中国的人文传统，是指中国全部文化的核心价值都是围绕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起来的，既不刻意寄托于宗教神灵，也不彻底追求纯自然知识体系，而是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人的道德人格的完成。儒家教人“格物致知”的目的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并不是为了探索宇宙真理。西方就不同，西方文化中科学精神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对智慧、知识有着狂热的追求。他们为了实现驾驭自然的目的，强调总结客观规律、在研究中注重实验和实证，力求建立系统化的知识结构。虽然存在这些区别，我想指出的是，这也许只是手段或途径的差异，二者的终极目的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人的发展。中国传统直接将人作为对象来思考，在道德、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一整套的理论，以求得人格的完善和人的价值的实现；而西方则从外界入手，通过征服自然来凸显人的主体地位，他们提出的人道主义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肯定人为万物尺度，即人类中心主义。说白了二者都是以实现人的价值为核心——这是显然的，因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其价值系统必然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古代的迷信和中世纪的神权只是文化发展中的畸形）。

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也显得截然不同。东方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整体思维，而西方则更重视物我二分的解析论证；前者崇尚实践理性，而后者崇尚思辨理性。这里以自然科学领域为例说明。古代中国的科技大部分都是靠总结实践经验而来，如典型的四大发明；而西方的分析、思辨传统则从古希腊一直延续下来，到近现代形成了逻辑推理加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的科学研究主要还是按照西方的方法体系进行。类似于“道可道，非常道”的主观体验与领悟无法带来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

然而，如果考察现在科学发展的前沿，我们会发现在数学物理这些基础学科中分析论逐渐遇到了困境。现实世界中的系统并不是都可以用理想的模型来描述；即使能进行建模，很多非线性、随机的复杂模型也未必能很好地求解。因此，很多基于统计的、以大量数据为基础的、经验性的方法被提出并有效地解决了问题。这从本质上也就是依据古代中国所采用的实践理性。目前还无法对现代科学的前途做出预测，但可以猜想，如果精剖细析的深入无法继续，我们或许能从以系统性、整体性、普遍联系为基础的东方智慧中找到启示。将系统论与分析论结合起来才是通用的方案，这在中西方逐渐形成了共识。在这个层面上东西方文化也会更多地从对立走向统一。

另外，我们一度认为人类可以完全掌控自然规律、做宇宙的主宰，但现在却越来越认为有些东西无法掌控。测不准原理说明我们在微观上无法精确地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微观上是随机的），而混沌理论则指出小小的随机因素可以带来巨大的后果差异。于是，人们必须再次承认自然的伟大和自己的无力。尤其是当意识到我们还无法脱离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时候，西方学者又开始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对资源的节制。这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就提出的 “禁伐有时”“物无贵贱”的“天人合一”思想。总之，中西文化将在存异中求同，找到更多共同的基础。

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化成天下

有学者认为文化不可能像经济一样全球化，但我个人认为，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但全球化并非说只存其一，其余的都将消失，而是说会产生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主流文化——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就是在不断交流中融合，最终的结果是既不会丧失多元性，又会形成一个主流。维护文化多元性是每个民族坚持自己传统的结果，而主流文化的形成则是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那么这主流文化应该是怎样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制定怎样的文化发展战略，是以传统文化为主体，还是皈依西方文化？这个问题前人已有过多次争论，但在经济、政治、文化都向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仍需要重新审视。

前面分析了历史上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统一，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扮演一种“根基”和“大局”的角色。首先它是以人为本的，欧洲借助它将人从中世纪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创了西方现代文化；而它又是强调“天人合一”的，当人类依靠科技过度膨胀的时候，它又提醒人们尊重自然，不要越界；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不要被物欲驱使，将人自身的完善和幸福放在首位，这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更是可贵。而西方文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工具”和“手段”的地位。不论是其先进的法制、科技，还是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竞争意识，都起着引人达到目的的作用。但正如一个人一直向前冲，却不知究竟要冲向哪里，西方文化最终还需要从古老的东方智慧中追根溯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由张之洞提出来的。这句话在当时环境中的意思是指要保持中国的体制不变，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现在，不妨拿来扩展一下，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揭示中西文化的关系——即中学是根本，西学为工具。我们现在提建设社会主体新文化，所谓的“新”应该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而绝非轻视传统）。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自己更有信心，相信中华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根基。坚持中华文化本位意识和主体意识，在此前提下借用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工具更快地进步。这不仅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正道。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西文化比较》，徐行言（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中国的品格》，楼宇烈，南海出版公司，2009

[3] 《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的思想基础——基于先秦两汉时期的分析》，李文琴，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4] 《启蒙运动的中国武器》等网络资料